Last Updated on 2022-09-11 by 梁 震明
(圖1)保安宮三川殿。台北市的大同區文化，始於大龍峒，而商業活動是從大稻埕延伸至今。不過較為特殊的是保安宮的方位與淡水河平行，而新莊不論是廣福宮、武聖宮，還是慈祐宮的正面都是面向大漢溪。
「大龍峒」舊稱大浪泵，也叫巴浪泵或大隆同，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「大浪泵」社的譯音。清嘉慶7至8年間（1802～1803）有同安人六業戶，在此投資興建四十四間瓦店的街肆，俗稱「四十四坎」，並於入口處的西隘門牌坊上，題「大隆同」為地望。
(圖2)三川殿前檐雙龍比較圖。清朝的龍柱並未要求兩柱需要完全對稱，且同治以前最有此特點。此外有如雞胸般鼓起的身軀上也有火紋出現，這種紅火纏繞的紋飾，一直是歷代龍身造型中未被忽視的元素之一。
四十四坎建成的第二年，即嘉慶10年(1805），同安人有感於保生大帝福佑，便在四十四坎東側隔巷，建築主祀保生大帝的大龍峒保安宮，至道光10年(1830)竣工。又曾於大正年間大修，並由陳應彬與大稻埕郭塔對場興修。
(圖3)左龍柱是開口造型，意喻其為公龍。嘴巴內除了有上門齒外，還有四顆上下犬齒，位置也不是一般常見在靠近嘴口的地方，而是長於門齒和嘴角中間的位置。
(圖4)除了口閉外，下巴的龍髯也是採用一長兩短的造型特徵。由保安宮母龍口閉的造型得知，當龍嘴閉合時，這兩顆門牙不僅會外露，連上犬齒也是。不過清朝匠師並非全都如此為之，如新港奉天宮正殿的只有門齒，而宜蘭昭應宮正殿與彰化孔廟的口閉龍柱，則是出現下犬齒裸露在外的情況。
保安宮的龍柱共有三對及一對花鳥柱，一對在三川殿前檐，是嘉慶9年(1804)時所立；另外兩對在正殿的前檐下處，位居內側的是大正7年(1918)的雙龍盤柱，而外側的是嘉慶10年(1805)時所立。至於後殿的花鳥柱則是立於大正8年(1919)。
(圖5)三川殿右龍特寫。匠師以寫實的概念，鉅細靡遺地將龍頭所有細節詳實的刻畫出來，而且也重視骨架所產生的肌肉感與凹凸感，真實而逼真的將古老傳說的神獸表現的栩栩如生。
三川殿的龍柱有「嘉慶甲子年」的紀年款及「太學生陳常勇」的捐贈款。就筆者收集的資料來說，有嘉慶年款的清朝龍柱僅有四例，兩例在保安宮，一例在淡水福佑宮，一例在台南市普濟殿。
保安宮三川殿的龍柱，除了有嘉慶年款外，也利用開口閉嘴、頭部位置的高低及體態的差異等方式來區分性別，當然多數有紀年款的龍柱，其落年款的位置是在公龍柱上，所以「左尊右卑」的觀念對龍柱的造型表現上也多有影響。
(圖6)保安宮正殿。中間的一對是日治時期的雙龍盤柱，左右兩側才是嘉慶年間的龍柱。
正殿外二柱的清朝龍柱，左柱上刻「嘉慶乙丑年」，右則是「鶴浦太學生王仲」等字跡，且皆各有4位仙人像。與三川殿不同的是正殿的單龍盤柱有仙人造像圍繞在柱後及內外側。此外雖然都是開口的造型，但是嘴開的程度，還是左柱較大，右柱較小。
(圖7)正殿左柱特寫。由於是採用幼龍的造型，所以頭型較為方圓，龍角也較為短小。
保安宮的嘉慶龍柱除了區分公龍與母龍外，也似乎利用造型差異來區分成龍與幼龍，筆者認為正殿的是採用幼龍的造型，而三川殿的則是成龍。因為正殿的頭形明顯有如尚在發育的幼兒，較為圓潤，當然因為在文獻上沒有對的公母龍或成幼龍加以詳細的描述，所以匠師以擬人的概念，作為塑造性別或年齡差異的基準。
(圖8)正殿的嘉慶龍柱。柱底水波紋面積不大，僅略微鼓起。
(圖9)正殿龍柱人物造像特寫。
位於正殿前檐步口內2柱的八角雙龍盤柱，是大正7年(1918)所立，左柱上刻「大正七年歲次戊午五月吉旦」，右柱則有「大稻埕普願街弟子鄭萬鎰献」等字跡，依據廟史記載，在大正6年至8年(1917〜1919)保安宮曾進行一次大規模興修，所以這對雙龍盤柱是興修時改立的。而鄭萬鎰(1868〜1919)的生平於保安宮官網亦有介紹，其為大稻埕人，從事砂糖、米榖、麵粉等生意，商號「順成商行」[1]。
(圖10)右龍柱上龍特寫。此龍口含龍珠，所以一柱雙龍的上龍是公龍，下龍是母龍。至於此雙龍盤柱的佈置手法，是上為昇龍，下為降龍，且皆繞柱一次。昇龍龍頭居於柱內，降龍柱前，而兩龍尾則是相接於柱中前側處，但光復後兩龍尾則是降龍居柱內與昇龍置柱外側。又日治時期的兩龍並未互望，而光復後則是降龍眼睛彎曲朝上，以產生互動關係(以旗津天后宮三川殿1948年及台南大天后宮三川殿1960年所立雙龍盤柱為例)。
(圖11)這對龍柱似乎是由兩位潮州派匠師所共刻，因為在臉型、眼型、臉鰭等部份造型上並非完全相似。
位於台北市寧夏路的陳德星堂，留有大正3年(1914)筆者所知北台灣最早雙龍盤柱，亦比保安宮此對早於4年，1914年落成的陳德星堂，是由台北名匠陳應彬負責，而保安宮大正年間的興修也是由陳應彬、郭塔掌舵，顯示雙龍盤柱的出現與陳應彬有所關聯。此外陳德星堂的雙龍柱例亦與保安宮有關，甚至可能出自同位潮州派匠師，為何筆者會如此認為，其理由有二：
一是在嘉義水上苦竹寺，有一對用砂岩雕鑿的清朝乾隆龍柱，因柱體刻上琴、棋、書、畫等物件，所以應是由潮州派匠師所雕，而新莊廣福宮的三川殿乾隆龍柱亦出現相同做法，也用觀音石刻成，顯示潮州匠師對台灣石材的運用及掌握，十分熟練。又日治初期因中國匠師返鄉而讓台籍匠師獲得重用的機會，台籍漳州派大木匠師陳應彬即是最佳例子。此外惠安派蔣馨族人匠師剛到台灣仍然喜好使用青斗石雕刻，顯示匠師對石材的掌握上，並非可以立即轉化。
(圖12)右柱同刻東王公及西王母造像。東王公是駕龍出巡，西王母則是駕鳳出遊，鳳嘴還銜有仙桃。此種呼應式造像類型在桃園景福宮正殿也有，不過是採左右柱分別佈置。而西螺福興宮同治8年(1869)的龍柱亦可見到。
二是這對龍柱除了是少見的台灣早期雙龍盤柱外，其使用的工法亦是極為重要，將雲紋柱作為龍體及諸神浮凸八角柱外的重要依據點，再利用龍身、尾鰭或其他雲紋連貫諸造像，以增加穩定性和連結性，如此一來，整體神龍與柱體便能分離，更有神龍盤柱的效果。而在日治大正時期的龍柱中，也以辛阿救使用此工法最為明顯。所以顯示這種工法的使用與潮州派關係緊密。
(圖13)人物造像特寫。
(圖14)人物造像特寫。
(圖15)此雙龍盤柱運用雲紋柱的方法，十分巧妙，例如駕鶴仙翁是鶴身與雲紋柱相連，而雙翅則是完全鏤空；攜盤仙童則是腰部與雲紋柱相連，雙腳站於雲紋上；龍爪抓球的部分，則用極為長細的雲紋柱支撐。雲紋柱的利用在關渡宮所藏乾隆年間的龍柱亦可見到，這種繁瑣又極需巧思的工法，展現匠師過人的技巧與思慮，對台灣龍柱的發展提供嶄新的一頁。
因此筆者認為保安宮的這對雙龍盤柱是由潮州派匠師所為，且透過陳德星堂作品的磨練後，達到更為成熟精練的風格。
(圖16)人物造像特寫。柱後所刻題材應是騎獸乘禽的八仙慶壽群像。
(圖17)騎鶴仙人特寫。
